[摘要] 中国的城市化是典型的政府型城市化，政府角色如何定位，直接关系到城市增长的效果。观察和研究其它已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定位、扮演何种角色对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大有裨益。作为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中国的城市化是典型的政府型城市化，政府角色如何定位，直接关系到城市增长的效果。观察和研究其它已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定位、扮演何种角色对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大有裨益。作为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政府由被动参与到主动制定政策
美国从未提出过城市化率、没有明确的城市化战略的概念，是不是说明美国没有城市化政策？美国在城市增长中，政府是不是一直都是无所作为？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美国城市化早期阶段16世纪前北美已有许多小的城市聚落，17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奠定了美国城市体系的基础。19世纪开始的40年是美国商业城市化时期，到1840年代之后，美国迎来了工业城市化时期。1920年是美国城市化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美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0%。在这期间，美国的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主要是自发的力量所致，美国政府一直奉自由竞争、不干预的思想为圭臬，认为私人企业的市场竞争将一直引导美国经济走向繁荣。政府更多扮演被动角色。
而1920年代的大萧条是美国城市化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美国的城市增长政策实际上开始放弃自由放任，转向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积极参与的新阶段。
从1929年10月起，美国进入大萧条时期。1929年美国失业率约为3%，1933年上升至25%。大萧条对重工业城市造成重创，如匹兹堡、底特律的失业率达到50%以上。大萧条还造成美国乡村至城市的移民、海外向美国本土的移民停滞不增，美国城市化过程放缓，城市增长严重减速。大萧条促使美国人开始反思新的城市增长政策。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开始了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其核心思想就是沿用凯恩斯对经济的干预。大萧条之后，美国又经历了“二战”中迅速恢复以及治理“郊区化”问题等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起起伏伏，但总体而言，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主动参与城市增长的程度比以前有明显提高，政府转变角色地位，通过制定与实施城市增长政策成为美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1920年之后的5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5%，成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的城市化地区面积不断扩展，纽约等城市成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世界城市，当初还是星星点点的一批大中小城市，连缀成世界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城市群、城市带、大都会区。
城市增长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美国政府推动城市增长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高度重视法律法规的权威性、约束性作用，并注重调动公众参与的力量。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短暂使用行政手段。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纵观美国城市化的历史，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城市政府都没有在任何阶段提出过城市化率、再城市化的目标。政府的政策主要集中在为城市化创造条件，比如向城市转移人口提供住房，提供就业补助。其政策的着眼点在于扫除一切不合理的障碍，而把是否向城市迁徙、迁徙到哪个城市等留给公民自我选择。美国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革模式，也是基于市场机制而进行设计。由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美国很多城市增长政策的出台往往会略有滞后。典型的例如针对城市的粗放增长，这种现象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40-50年代再度兴起，60-70年代后达到高峰，但直到90年代才列入政策研究议程。城市化政策时间滞后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强调市场机制选择是位的，条件不成熟时不能以行政手段强行、提前对经济、社会进程以及公民的自由选择予以干预。
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城市增长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城市化的任何政策不能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如果有新的政策，也要考虑变成法律法规，这样才具有严肃性。美国研究机构、规划师往往也是从法律角度给出城市化政策的建议。早期关于移民数量是否控制、控制多少实际上是通过移民法加以解决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进城人口的住房，是通过“临时住房法案”(1934)、“公共住宅法”(1937)、“民权法案”(1968)等加以解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使得城市化落到实处。比如，按照1968年“民法法案”(CivilRightBill)，有色人种和穷人在租房、买房、申请房贷时如遇到歧视，可向法院、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提起诉讼。1988年的修改案进一步改进了实施办法，给予HUD更大的司法管理权，并以法律形式要求一切贷款机构向全社会发放贷款名单。又比如针对粗放增长，美国规划师协会在政府资助下花了8年时间，完成了长达2000页的“规划立法纲要”，核心思想是要通过区划法规的调整对新开发区进行管理。
特殊时期会强化运用行政手段，典型的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被认为是“即兴”的政策。根据新政的提议，美国成立了市政工程管理部、公共工程管理部、工程进展管理部、联邦紧急救助管理部、PWA紧急住房分部、再安居管理局。这些新机构的成立来源于当时罗斯福新政的提议。其中一些机构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运转后，依法转变为常设政府部门。例如，PWA紧急住房分部、当时所做的工作是开展贫民窟治理以及建设公共住房，希望借此缓减大城市贫民窟附近地区的急剧恶化。根据1937年的美国住房法案，该部成了后来的美国住房局。但多数机构只是临时性行政机构，基本目标完成后就予以注销或合并到别的机构。
发动公众力量参与推进城市增长。公众参与代表一种文化，一种机制，一种城市增长的推动模式。在推进城市增长过程中，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美国政府都会深入考虑到如何运用公众参与推动城市增长。首先，围绕城市化与城市发展问题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众多，政府通过资助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科学研究，以汲取他们的专业意见。针对美国粗放增长问题，美国政府资助美国规划师协会进行了8年研究，提出长达2000页的建议方案。其次，地方城市政府在推进城市增长过程中，与多种社会角色形成广泛的联盟，形成公众参与的统一力量。在所谓“增长机器网络”中，包括的角色有投资者(投机商、开发商)、有组织的劳动力公司、联邦官僚机构、地方大学、公用事业和交通公司、新闻机构、市区商业机构(商会、银行、主要零售商)、艺术机构(博物馆、戏剧院、展览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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