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前30年的改革开放，70岁的柳传志，55岁的冯仑，61岁的王瑛，均全程参与，他们的企业成长路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不会有很大差异，他们“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经济的增长、人的完善与发展等有更高期待”，只是坚守这份期待的方式不一样。
前30年的改革开放，70岁的柳传志，55岁的冯仑，61岁的王瑛，均全程参与，他们的企业成长路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不会有很大差异，他们“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经济的增长、人的完善与发展等有更高期待”，只是坚守这份期待的方式不一样。
给“在商言商”，加一个主语，可以是“柳传志”、“冯仑”等人名，可以是“企业家”这个群体，如此组句，再平常不过。如果再给“在商言商”加一个时间状语——中国社会转型期，就成为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话题。
“在商言商”话题2014年沉渣泛起，是因为万通[简介实时动态]董事局主席冯仑表达了一个观点：我不赞成商人去做商人以外的事情。随后中恒聚信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瑛发表长微博——《跟着冯仑，再说“在商言商”》。与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一样，冯仑没有回应王瑛。
此番争论因“柳传志在商言商”而起，已持续近8个月。谈论企业家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角色，脱离不了时代语境。社会转型之际，企业家的精神内涵和社会角色都会变化，只是在变化尚处混沌之际，无论是70岁的柳传志，还是55岁的冯仑，抑或是61岁的王瑛，都没有影响、改变国是的把握，与其空谈，不如在商言商，静守期待。
在商言商内涵
柳传志是在2013年一个小范围座谈会上提倡，企业人士应该“在商言商”。据报道，“这不是随口一说，而是由来已久的想法”。
在此之前，柳传志表达过类似观点。2012年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2013年5月，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时强调，“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
但是王瑛对柳传志的“在商言商”有另外的解读：“不要去说现在让政府不高兴听，不愿意听，不让说的话”。王瑛强调柳传志不是“在商言商”，因为在商言商，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说，也不需要在这种地方说。
对于王瑛的点名批评，柳传志缄默，而冯仑透露了一些细节：“10年前在泰山会上，我们就解决了‘在商言商’的问题。当时有一些工作人员有意无意地让企业家去讨论生意以外的事情，我们当时就制止了。柳传志表达了‘一亩三分地、自己的菜园子’的观点。”
对于“在商言商”，冯仑在2014年的访谈中解读为，“不赞成商人去做商人以外的事情。”
王瑛为此写了长微博，“冯仑在这篇访谈中是把‘企业家’和‘商人’混用的。我难以分辨冯仑是要把这两个实际上不同义的词分辨开来，还是要混搭下去。我只是感到这根底里有一层意思是‘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
“在商言商”被提出来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追求财富是正当的，但财富不是商业本身的目的，而是市民生活、国家和文明的基础。这种财富观与政治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柳传志和冯仑强调的“在商言商”，其实是提出了“非政治”的要求，不求政治进取，甚至可以忍让、妥协，由于完全没有政治抱负，它的“成功”目标只能是赚钱。
冯仑“2013年一共飞行了226次，近一半与立体城市有关，还有另外一半与慈善有关”，甚至“在小潘的生日上，我们没有提及王功权。”
而王瑛强调企业家应该“对于摆脱以暴易暴、创造和维护和平转型的追求，主张企业家应与权力切割、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这是企业家阶层获得自身的主体性、获得社会认可、信任和尊敬的基础”。
这种提法与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在《美国人：建国的经历》的说法相似，“商人是一些非常关心公共事务的精明的公民，他们的事业和理想是美国人对社会的理想的一种象征，因为他们是巨大发展时期朝气蓬勃的美国城市居民生活方式所产生和培育起来的”。
定义企业家
王瑛批评柳传志、回应冯仑观点，都特别强调企业家这个概念。她认为，“企业家”这三个字，还是要给些“计较”才是——“现在被人称为企业家的人，好像不见得是企业家”。
王瑛强调的企业家，“更多是指向了在充分竞争的行业里面，选择了现代企业组织形态，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现在，在将近20年时间里，成长起来的一批可以称之为现代企业家的一个阶层。”她认为，“随着这些年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一步步完善，中国职业经理人这个阶层也已经成长起来了，已经形成了很大、也更健康的一个群体，他们也在中国现代企业家的行列里”，“这些企业家基本上在阳光下落地、生根的阶层，能够更自觉地，更快地和权力切割，理直气壮地争取和维护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在内的合法权利，学会理性博弈，积极参与制度建设，无论是对自身的命运，还是对这个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前途都太重要了！”
这与王石的观点不谋而合：作为比普通大众有更多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无论是出于理想还是出于利益，都应该有社会担当，表明态度。
王瑛和王石谈企业家，更多的是表达“应该是什么”，而冯仑定义企业家，用了逆向思维，“企业家不应该是什么”。
冯仑认为，“企业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企业家不应该站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说话”，“不能要求企业家追求真理”，“作为买卖人有很多想法，企业家成熟的做法是，将自己的想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智库去说”，“企业家可以把赚的钱转化为基金支持他们追求对自然、太空、环境、制度文明的探索”。
静守转型
“企业家该不该论国是，该不该积极介入国是？”讨论的角度很多，争论也不断，理想状态是，“士农工商，各行其道”，企业家只用利润向社会尽责。目前，“企业家在商言商”之所以成为讨论的议题，关键在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在此期间，企业家精神内涵和社会角色都会有新变化。
前30年的改革开放，70岁的柳传志，55岁的冯仑，61岁的王瑛，均全程参与，他们的企业成长路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不会有很大差异，他们“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经济的增长、人的完善与发展等有更高期待”，只是坚守这份期待的方式不一样。
柳传志曾表示，“在商言商不等于不关心国家事情，不等于不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只是看多大的范围。我作为一个商人，实际上对政治或者是其他社会方面的科学理解得是不透彻的，我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理解。”
“惯看秋月春风”的冯仑选择“死扛”，“发展都是阶段性的，要在发展过程中，使言行与社会转型匹配好，守住本分，抱有期待。”
王瑛则坚持认为，“下一个30年，我们都还需要为在某个‘拐点’上彻底告别那个体制，完成切割，实现和平转型创造条件，其中最最重要的条件就是造就越来越多拥有了财务自由，有能力拒绝依附这个体制的人”。在她看来，“企业家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脊梁，是撑起这座大夏的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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