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期，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纷纷出招严控人口规模，启动产业转移外迁；重大项目推“人口评估”，建设城市副中心；探索积分政策控制外来人口。
近期，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纷纷出招严控人口规模，启动产业转移外迁；重大项目推“人口评估”，建设城市副中心；探索积分政策控制外来人口。
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这个躲不开、绕不过的发展难题，人口调控能否遏制住城市“肥胖症”？
人口降速迫在眉睫多地出台“控人”新政
人口规模过大，是当前不少大城市的鲜明特征，多地的人口增速之快，更是将城市总体规划中人口控制目标远远“甩”在身后。
北京市常住人口截至2013年底突破2114万，超过2020年1800万人左右的控制目标；上海市常住人口截至2012年底达到2380万，超过2020年1850万的预测值；杭州市常住人口2012年底即超过880万，超过2020年规划值。
人口暴增引发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紧缺等诸多“灾难性”难题。实际上，北京等地早在几年前就建立起了人口调控责任制度，将人口规模纳入考核指标，但人口增速始终难以掌控，“城市病”越积越深。
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是现阶段躲不开、绕不过的发展难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发展全局，多地开始“出招”对人口进行调控。
“功能疏解”，合理外迁部分产业。北京今年将重点启动中心城小商品交易市场整治和外迁工作，带动人口的分流。包括动物园批发市场在内的四大商业交通堵点治理已开始进行前期工作。
均衡发展，建设城市副中心。上海坚持城市建设重心向郊区转移，加快郊区新城镇和新农村建设等内容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杭州市提出“科学划定主城区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建设中心向副城、组团和新城转移”。
“积分”进城，规范外来人口落户。近期召开的武汉市农村工作会议传出消息，继广东、上海等地之后，武汉市将在中心城区探索试行外来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积分”入户的标准通常由知识水平、技能状况、居住情况、参保情况等部分组成，对优化入户人口结构起到积极作用。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表示，关键是要推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路径。区域均衡发展，资源向周边疏散，中心城区的人口资源压力就会减轻。
大城市“负债累累”，“开药方”直面多重矛盾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有31个城市的汽车数量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超过500万辆，超过200万辆的城市包括上海、广州、杭州等8个。在北京，全市目前年用水量缺口近三分之二，不得不依靠超采地下水、从外省调水“解渴”；在广州，不少生源密集地去年小学学位紧张、“僧多粥少”，其主要原因是当年出生的流动人口增幅超过20%。
庞大的人口规模，令大城市更像一个气喘吁吁的“肥胖症”患者，“负债累累”导致难以正常行走。一些地方出台了包括“提价、设卡、限制”等多重政策在内的“组合药方”限制人口数量。专家指出，出台“限政”的同时还应直面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对诸多“顽疾”对症下药。
人口膨胀与“用工荒”并存。数据显示，近十多年来，北京市常住人口以年均增长超60万人的速度发展，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中等城市，其中外来人口占了大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春节刚过，北京街头一些餐馆的门外，张贴出招聘厨师、服务员的告示，家政机构也曝出“保姆荒”“月嫂荒”。
“一面是人口增加，一面是‘用工荒’频现，表面上看是一对矛盾，实际上是城市承载的功能过多，大量人口涌入对服务业需求的乘数效应越来越大。”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表示。
“大城市集聚了众多的资源和特权，拥有的教育、医疗等各种公共服务水平更是远超过其他城市。”易鹏说，单纯的行政手段控制肯定难以起到实效，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多个人口疏解项目处于半停滞状态。
“有的城市在前一天开会时还讨论要疏解人口，第二天又讨论怎么发展产业，铺摊子。”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高扬表示，这种思路还没有摆脱对传统产业的依赖，一方面经济发展要以人造城，以业兴城，另一方面人口臃肿又不得不因城限人。
城市功能做“减法”期待柔性“控人”
如果对低端服务业人口急踩“刹车”，“用工荒”可能还会加剧，生活成本也会进一步上升。控人口的根子在于城市的去功能化，城市管理者要学会“放弃”，应避免陷入“先摊饼，再搬迁”的怪圈。
“对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而言，人口调控应采取柔性手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要落实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城市调控人口必须采取“功能疏解”和“市场调控”手段并行，成为标本兼治的长效策略。
“城市发展进行产业调整升级是必然趋势，但要注意平衡好相关利益。政府为了实现控制人口规模不能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外迁产业应做好合理规划和服务工作。”
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成效如何，副中心、新城的发展成为重中之重。北京市政协委员王春元表示，当前城市副中心的地位还不够重要，内涵不够明确，要想为中心区分担人口、资源、交通压力，副中心必须进行科学定位，要让副中心有吸引力。
“治理‘城市病’有赖于建立健全城市区域体系和深入推进区域合作发展。”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一方面要在产业结构上调整，将集中于中心城区的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央企总部等向近郊区迁移。另一方面要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加速大城市与周边卫星城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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